三分28

                                                                      来源:三分28
                                                                      发稿时间:2020-08-12 13:12:39

                                                                      科学家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过程中,发展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库恩的研究典范主题(Paradigm)理论,从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指陈一代又ー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同时,主题的转变,又同社会与文化环境有其相应的关系。于是,科学的研究其实不是充分自主的。

                                                                      8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这一严峻的怀疑,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展开。由欧洲历史发展的“现代世界”,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念。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前频繁,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不同。诸种文化的接触与冲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当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观念与理论,其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冲击力量十分巨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过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大张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

                                                                      科学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样的敏感,警觉于科学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有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察科学家的作为及其思想渊源。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其变化与社会的制约。例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观念,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源头。但是,牛顿这样的宇宙观,却又与其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关系。又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石,但是,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一一都经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学理论,进行其灭种灭族的罪行!

                                                                      有些学者,尝试跨越人文与科学之间的鸿沟,以了解不同学科的语言观念。举例言之,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瑟罗( Lester Thurow)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一方面提出了知识与科技结合的人工智能将是人类文明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借用了地质学的“板块”构造观念,形容五种カ量(或因素)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五块板块之一即是上述的人工智能!同时,他又借用生物学上的断裂后的均衡,来形容一切重新组合之后的崭新世界。正如恐龙主宰的世界,在经历了几乎完全的重击之后,则成为另一个以哺乳类主宰的均衡系统。

                                                                      赵立坚指出,关于抗疫问题,我们已经多次以时间线的方式介绍中方抗疫举措和成效,事实非常清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职责和义务,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交出的抗疫答卷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中国为全球抗疫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有目共睹。

                                                                      同样的反省,也见于社会学科的园地。最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及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与史学,深受韦伯(Max Weber)、马克思(Karl Marx)及涂尔干(Emile Durkheim)诸人的影响。这些人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不同的理论;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则是指陈了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的了解与阐释,往往受了各自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的影响。例如:韦伯认为,人的经济行为受其宗教理念的制约: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思想及其行为,受其社会地位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此观念削弱了欧洲文化启蒙时代对于“理性”的信念。理性不再是绝对的,则相对的理性又如何能是万世永恒?

                                                                      相对地说,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园地内,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我们必须设法懂得科学文化的内情,才能使这个已在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害。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诸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人类既生活内容丰富,个人却又不免有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每个人都在蒙受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人人不能再自外于科技文明,不能不寻求对科技文明的了解。

                                                                      在大多数人眼中,身为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的哈里斯是一名杰出的黑人政客,但其实,她同样也以自己的印度裔血统为傲。“我名字的读音是‘卡玛—拉’,像有个重音符号,”卡玛拉·哈里斯在2018年出版的自传《我们所坚持的真理》中这样写道。她在书中解释了她的印度名字,“它的意思是‘莲花’,这在印度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莲花生长在水下,花朵浮在水面上,而根则牢固地扎在水底。”

                                                                      凡此发展,都严重地削弱了一些大家视为当然的假定,理性与客观其实都有其局限性。现代科学自从西欧启蒙时代以来,这些行为有了长远的发展。科学家曾经有相当的信心,以为掌握了锁匙,终有开启宇宙大秘密的一日。今天的科学家较之五十年前已大为谦逊,他们逐渐了解到,实验室井不能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而自主,理性也如青鸟,似乎在又捉摸不到。